近年来，全球化在迭代与逆流间摇摆，产业链供应链经历着深刻调整，企业出海之路也随之浮沉。明年1月20日，特朗普2.0就将正式开启，种种贸易壁垒、限制措施已箭在弦上，这无疑更为中企全球化发展增加了变数与挑战。
是否应该出海？如何顺利出海？出海去向何处？怎样“避坑”“寻宝”？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企业面前，亟待解答。
12月6日-7日，以“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为主题的2024T-EDGE创新大会暨钛媒体财经年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首日“全球增长论坛”聚焦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与中国的机会。在当日上午的主题圆桌环节，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驻华高级顾问兼北京办公室负责人Tamas Hajba 海博、海松资本CEO、管理合伙人陈立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独立仲裁员陶景洲和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前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围绕“当今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挑战与应对”展开讨论。盘古智库秘书长李而立主持了圆桌论坛。
探讨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对宏观国际经贸格局的考察，四位嘉宾首先分享了自身对全球化演变历程的理解。
陈立光认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凸显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全球化2.0”时代，西方甚至有人把它叫做“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或者“本地化（loc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仍是必选项，我们一定要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但如今的出海模式和方法，已经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高歌猛进的十来年有了明显不同，全行业都必须格外的重视，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策略。
陶景洲则列举了中国加入WTO、特朗普第一任期退出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关键节点，认为历经种种事件后，我们已处于了全球化重塑的新阶段，中国企业也必须要考虑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全球化战略规划。
何伟文同样认为全球化正处于“继续还是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定义为“超级全球化”阶段，并认为随后全球进入了“慢速全球化”阶段，近年来又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我们将进入碎片化时代，IMF估计全球GDP可能因此减少7个百分点，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严峻局面”，在综合分析了近年来中美贸易等国际贸易数据的变化后，他如此说到。
Tamas Hajba也提到，地缘冲突、贸易争端的频发和供应链的脆弱性给出海公司能够带来了诸多困境，如何规避风险慢慢的变成了了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驻华高级顾问兼北京办公室负责人Tamas Hajba 海博
此外，参与讨论的嘉宾还对钛媒体在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关键节点，以“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作为大会的主题表示赞赏，认为真诚的对话和交流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重要。
全球化的变迁催生了近年声势浩大的新一轮“出海潮”，也为企业出海之路带来了更多的变数与挑战。
在圆桌论坛中，嘉宾纷纷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对企业出海的具体问题给出了见解和建议。
陈立光从长期资金市场的方面出发，认为伴随着中国高端制造的崛起，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化配套系统、半导体芯片这三大新兴赛道成为了出海的增量主力军，未来也将释放更多活力和机遇。
陶景洲则从合规方面出发，提示出海企业重视企业的内部合规性问题，认真研究、学习当地劳工方面的法规，注意规避易导致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相关合规风险。他还表示，合规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有志于出海的企业也需要跟踪相关动态，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
Tamas Hajba同样关注出海企业在合规方面遭遇的挑战，他举例称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在环境方面的税收政策就有80多种不同的体系，这需要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谈判，也需要OECD这样的组织通过标准化的手册来为公司可以提供指引。他还提到，对公司来说，出海之后想在当地“留下来”，就要做到优秀本地化运营，尤其要关注当地的供应链情况。
何伟文则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中美、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他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总体持审慎悲观态度。但同时提示出海公司能够尝试走“草根路线”，到美国的州、县、市去，创造出不同于大环境但有利于自身的微观环境，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既走得出去，又站得住脚、留得下来。此外，他还建议积极维护中欧关系，共同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积极增加从欧盟的进口，让双边关系更加平衡和持久。
在圆桌论坛的收尾环节，李而立提到，特朗普即将于当地时间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在其上任前，“加征关税”已经成了关键词，很多外向型企业都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圆桌嘉宾也围绕特朗普2.0时代的国际经贸变局展开了讨论。
陈立光坦言，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政策预计会更加严苛，但大家往往忽略了，就在中美充满竞争的半导体芯片领域，去年中国出口额就已经超过了一万亿元人民币，这说明未来中国高端制造的出海仍有很多机会空间。他同时也提示，我们的出海企业亟需改变“单赢”“内卷”等惯性思维，努力打造良性供应链，积极融入当地生态，谋求共赢、多赢。
陶景洲提及，特朗普上台确实增加了不确定性，但美国和欧盟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两个市场不做好，可能会对我们的出海造成重大影响。他也表示，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催促着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化能力，只有将自身真正打造成国际性的跨国企业，才能突破种种贸易壁垒、障碍和高墙。
何伟文就应对特朗普2.0的挑战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不要放弃美国市场，尽一切努力稳住中美关系，既要看到特朗普具有不可预测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有无法做到的一面；二是坚持全球化方向不变，开拓全球市场，将路走得更开阔一些，积极寻找新赛道、新机会，谋求新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前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
Tamas Hajba对各位嘉宾的观点和建议表示认同，同时建议中国企业在商品贸易基本盘已经很庞大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服务贸易的含量，创造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李而立：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来自盘古智库的李而立，非常荣幸成为大会第一个圆桌论坛的主持人。盘古智库和钛媒体一直以来都亲如一家，从各自创立到发展至今，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成为各自领域的头部企业和机构。盘古智库的创始人易鹏理事长今天也来到现场。智库和钛媒体保持高频互动，在全球化和走出去的议题上持续发光发热，共同拥抱全球化热潮。在刚刚过去的11月，智库和钛媒体联合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厅和驻韩大使馆，共同主办中韩未来尖端产业论坛，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今天，我们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当今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挑战和应对”。落脚点是企业，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离不开对宏观格局的考察，请几位老师为我们介绍下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变迁与趋势。
Tamas Hajba：非常感谢钛媒体的邀请，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好的机会，我很喜欢这种家庭聚会一样的氛围，我们现在也特别需要这样真诚的对话和交流。
对于当今的全球环境，我们能看到近年来地缘冲突、贸易争端的频繁发生，以及气候变化等带来的挑战，这些都和全球经济息息相关。虽然我们能看到一些贸易复苏的迹象，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
对于全球化的挑战，我想提及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上述地缘局势等带来的不确定性，这让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得非常不稳定；二是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也让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和风险。想要应对这些风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立光：感谢钛媒体的邀请，首先我要为今天的大会主题“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点赞，在当下如此具有挑战的大环境下，钛媒体能提出All in，很不容易。对于主持人的问题，我认为，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2.0”时代。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黄金年代，那也是全球化1.0的高潮，例如2006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对那个时代一个线年，经历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事件，全球化进入到2.0时代，西方甚至有人把它叫做“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或者“本地化（loc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了。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必须要继续走向世界，我们必须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全球化与2001年中国加入到WTO时的全球化，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打法了，全行业必须高度重视，我们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策略。但同时我坚信，这个时代也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机会。
陶景洲：说到当今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挑战和变化，我认为有几个里程碑事件，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WTO，那是全球化的高潮。而自从特朗普上台后，他在“逆全球化”方面的动作很大，首先是退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或者说阻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造成全球化变得更加地区化。我们现在谈得更多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现在还没有加入进去，而在WTO体系中，美国的退出还是形成了很大影响。
另外，自2016年起，中国对于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加强了限制，此后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也加大了审查力度，再加上新冠疫情前后的变化，更加增强了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投资活动的审查，不仅包括工业项目，甚至很多基金在海外的兼并收购活动也都受到了影响。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正处于全球化重塑的新阶段，中国企业需要考虑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怎么更好地进行全球化的安排。
何伟文：首先祝贺钛媒体T-EDGE创新大会的举行，我也特别赞赏今年的主题，前几位嘉宾讲得也都很好。全球化现在进入到很关键的时刻，我们都在观察，究竟会继续下去还是出现转折？
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指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们都处于“超级全球化”阶段，之后就到了“慢速全球化”阶段，近年来则明显出现“逆全球化”趋势。2018年以来，不光是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全面加征关税，实际上过去三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整体也翻了两番。除此之外还有个特点，就是很多贸易变得愈发区域化，最突出的就是中美间的贸易变化，美国在2018-2023年这五年，从全球的商品进口累计增加了21.3%，其中从墨西哥进口增加30%，加拿大增加25%，从德国、荷兰、爱尔兰的进口分别增加28%-60%，唯独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12.8%。从中国来看，2018-2023年对外贸易伙伴所占比重中，美国下降了2.5%，东盟比重则上升了2.7%，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国际贸易就将更加“碎片化”，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相关趋势可能使全球GDP减少7%，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严峻局面。
李而立：感谢四位老师的分享，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有普遍性的宏观问题，也有一些针对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企业出海涉及到选区域、选赛道的问题，海松资本在这方面的市场嗅觉非常敏锐，陈立光总，您觉得未来哪些新兴赛道最有前景？
陈立光：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回顾几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去年出口金额大概是3.38万亿美元，进口额2.56万亿美元，顺差8200亿美元左右，其中3300多亿美元的顺差来自美国，也就是说我们赚钱最多的地方还是来自美国，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美国欧洲这两个最大的市场。在我国出口产品的占比中，机电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统称为机电产品）排在首位，大约占比35%；第二类是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第三类是各类家居轻工产品；第四类是服装纺织品。
我当年刚去美国的时候，中国的服装在沃尔玛到处都是，但从没听说过中国的电子产品能走出去。后来随着中国各种家电像电视、电冰箱、空调等的大量出口，我们从买日本品牌、美国品牌、韩国品牌变成买中国品牌。到现在，我们的手机、电脑、通讯设备等成了出口的大头，也基本上占据了欧美的绝大部分市场，这映射出了中国制造的进步，这个时代的变化。
在这些产品之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比较新的出口品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一是新能源。比如光伏、风电、储能等，去年出口首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半导体芯片。大家都知道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持续实施制裁措施，但大家可能想不到，去年我国半导体芯片出口额也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三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化配套系统。我国去年出口汽车520万辆，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我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个非常值得自豪。中国从原来只能出口衣服袜子等低端产品，到之后出口各类家电、轻工产品，再到今天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半导体芯片的出口，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是非常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巨大跃升。
我们回到企业出海和选赛道的问题。随着中国市场需求被满足，很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甚至出现过剩问题，出海成了必须要走的路。结合我上面所介绍的，传统的出海产品已经十分成熟，市场格局已定，基本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了，但传统的出海产品也还是要守住。至于新的增长点，我认为未来在出海领域能够迎来高速发展的最可观的三条赛道，就是新能源、半导体芯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化配套系统，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有不同的优势。针对不同产品、不同赛道来说，它的全球化策略、出海战略也是不同的，例如不少光伏产品巨头有的到中东设厂，有的甚至到南美设厂；有的汽车主机厂到泰国、墨西哥、或者俄罗斯设厂。但是现在特朗普号称也要对墨西哥产品征税25%，这些策略可能也需要重新评估。
李而立：感谢陈总，陈总的介绍中有很多干货，也为我们指明了出海的方向。作为出海的第一步，合规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刚起步的出海企业，还是像TikTok这样在海外已经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都面临着合规的困境。陶景洲老师是国际商务纠纷处理、出海并购等领域最知名的专业人士，请您为我们拆解下，中企出海在合规方面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又该如何应对？
陶景洲：合规包含很多方面，比如企业的内部合规，企业是不是要认真地去研究和学习当地劳工方面的法规？还是以中国的管理模式继续经营在海外的企业？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刚才嘉宾提新能源的出海，当然我们出海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进入到新的市场，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尽可能地规避当地反倾销、反垄断制裁的风险。针对内部合规来说，企业出海过程中要认真地交税，对于所有兼并收购的项目，或者新建的项目做出合规性的尽职调查等等。
此外，合规也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比如，我们有的企业走出去到美国进行投资时，项目是合规的，但之后美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前合规的项目就不合规了，面临被强制退出的问题。所以说，合规不可能一劳永逸，企业也需要跟踪相关动态，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
李而立：产业发展、出海合规都脱离不开国际经贸格局的大背景，何伟文老师对此既有深入观察又有切身体会，也在钛媒体发表过多篇深度解读文章。请您谈谈，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趋势，尤其中美、中欧间的关系，未来将会走向何方？
何伟文：我先补充一点，现在企业出海普遍来讲有两个动力：一是国内需求不足，产能太大；二是对外经济关系严峻，尤其是美国对我们的限制持续加码，走出去有时能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
但是我们出海时也要注意，就中美关系来讲，随着特朗普2.0时代的到来，我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总体上持审慎的悲观态度，可能未来会遭遇重大困难时期，双边贸易要下降，我们企业在美国的经营环境会更加恶化，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毫无作为，我们的出海企业能够尝试走“草根路线”，到美国的州、县、市去，创造出不同于大环境但有利于自身的微观环境，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既走得出去，又站得住脚、留得下来。
对于欧盟来讲，我们要积极维护中欧关系，不要因为电动车的问题就认为中欧关系一塌糊涂，实际上电动车只占我们对欧盟总出口的1.4%。未来我们还是要积极推动和欧盟的合作，要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积极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从双边关系讲，下一步我们也可以积极增加从欧盟的进口，这样可以让双方关系更平衡和持久。
李而立：美国一直是全球化关注的重点，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讲“全球化就是本地化”。Tamas Hajba先生，您是非常资深的外交人士，目前也是OECD驻华的高级顾问兼北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您看来，出海企业应该如何做好本地化，在当地市场生存下来呢？
Tamas Hajba：我认为，国际化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目前的区域化现象应该引起警惕，我们要看到这种趋势对很多国家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全球化并不是完全消失了，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重拾国际合作，此前我也提到了，这种努力面临着供应链、气候变化等很多挑战。
从供应链的维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的供应链过于聚焦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遭遇洪水、气候变化、地缘冲突后，其稳定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对出海企业的建议是，让自己的供应链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增强韧性、稀释风险。包括以前我们在供应链中可能不会纳入考量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全球南方国家等，我们现在就应该看到他们独特的优势，包括在新能源关键矿产上的禀赋等等。加强在这些国家的布局能让企业的供应链更具韧性，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
再说一下我眼中的中国企业，我在OECD工作了很多年，我们十分赞赏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看到了中国如何帮助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今天我也想进一步讨论下，在国际分工出现变化后，中国已经在价值链上上升了，可以生产更多高价值的产品了，这又对我们整个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冲突和对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也很同意嘉宾们的观点，出海企业需要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关注当地的发展需求。在做好本地化的过程中，也尤其需要考虑当地供应链的整体状况。
另外，我认为合规问题也是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地区中，环境方面的税收政策就有80多种不同的体系，很多企业对此往往会不知所措，这就需要这些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谈判，也需要OECD这样的组织通过标准化的手册为企业提供引导，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
李而立：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大概还有一个半月，特朗普就要正式开始他的第二任期了，在上任之前，刚才很多位嘉宾提到了加征一定的关税等问题。也想请大家分享下，如何看待特朗普2.0对全球化的影响？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陈立光：特朗普2.0时代对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肯定会更加严苛，但我们不能轻言放弃，要坚守，因为我们现在赚钱最多的地方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也还是美国。特朗普2.0也只能从高端制造像高端半导体装备和先进制造领域卡我们的脖子，对于成熟产品、中低端产品他也无能为力。就算高端制造领域，我们的企业也仍然有很多机会，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市场的投入，只不过策略和打法必须要进行调整。首先，中国企业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例如当下最普遍的“内卷”问题，那种为了自己单赢就要把所有人都干趴下去的内卷，诸如某企业“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的做法就是要坚决的，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价值观，形成共赢、多赢的理念，在当地培育一个良性的供应链，创造就业、创造税收、融入当地社会，而不是简单的组装或转口贸易。总之，虽然我们未来会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找对方法，还是会有很多机会。
陶景洲：特朗普上台确实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和欧盟仍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查查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数据就可以知道，我们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去年，我们对美国的顺差是3360亿美元，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如果这两个市场做不好，可能会对我们的出海造成重大影响。
由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各种限制措施，我们的企业就更需要考虑全球化，其实现在的全球财富500强名单中有很多中国企业，但看看他们在国际上各个国家的项目，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企业，而不是一个跨国企业。特朗普上台之后，就会催促着我们更进一步考虑，怎么把我们的企业打造成国际性的跨国企业，从而绕开特朗普针对中国作为出口国的种种限制。这需要全方位地考虑我们的海外投资战略，不仅仅是单一的股东或者主要股东，作为一个分散的少数股东、有一定的否决权的股东，也需要考虑这些安排。
何伟文：我简单总结两点：第一，我们别美国市场，要尽一切努力稳住中美关系。我们要看到特朗普具有不可预测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他还有没办法做到的一面，他讲的很多措施，未来并不一定能做到。所以我们要坚持稳住中美经贸关系不放松，这点很重要。
第二，开拓全球市场，走得更开阔一些。美国在我们的贸易总额中占比14%，全球还有很多空间亟待我们挖掘。我们要坚持全球化方向不变，积极寻找新赛道、新机会，谋求新发展。
Tamas Hajba：我非常同意刚才各位嘉宾的看法，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很强，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的目光不需要仅仅集中在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来说，全球还有很多市场需要我们来关注。
最后我也提出一个建议，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贸易大国，但在贸易结构中，商品贸易占比一直较大，而服务贸易则有很大的进步、发展空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有能力、有实力的企业，他们能够提供很多的服务，如果能够推动服务贸易的占比持续提高，将能够创造很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